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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研究概览

加合理，是对方志编纂理论的又一贡献，推动了方志工作的发展。为使那
些有重要价值的资料且难以归类者万无一失，于“三书”之外，章氏主

[1]
张应附“丛谈”，“犹经之别解，史之外传，子之外篇也” 。传统的别
解、外传、外篇等史学手段施于方志，志体更加赅备无遗。章氏这个观

点，在其《湖北通志稿》中已得到充分实践和体现，故梁启超谓：“纯著
[2]
述体之通志，可以肃括闳深，文极简而不虞遗阙。” 其论甚是。
从中国方志学史的角度考察，方志属史论不仅有其根源且在其曲折
发展过程之中具有必然性。如前所述，春秋古国史本是地方志之大源，这

是无可否定的历史事实。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落后、分散的封建自然经
济状态之中，“学在王官”，学术不得下移，春秋古国史内容体例并没有

为方志沿用。而那些具有实地考察或自下而上征集得来按区域门类编写的
地理总志如《尚书·禹贡》《周礼·职方氏》《山海经》及《汉书·地理

志》等对早期方志的编写影响重大，这就是方志属于地理之论的依据所
在。无可讳言，中国地方志从其产生到形成一种特定体裁的史学著作，中

间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化过程。它随着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以及政治、
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，地方志仅仅作为载述地理内容的书籍则难以

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，这就必然产生一种能够全面、系统记载一方的地方
全书。章学诚“一方之全史”论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。具体言

之，中国地方志经历了地记、图经到地方志等几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。如
两汉以后，鉴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豪族势力成长，地记著作（如风土、

山川、物产、人物等）出现并日渐增多。魏晋之后，地记著作明显增多，
[3]
内容多属于风土记与风俗传性质。图经之作，虽始见于东汉 ，然图经之

[1] 章学诚《方志立三书议》。
[2] 梁启超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——方志学》。
[3] 迄今见于文献所载的最早图经为东汉时《广陵郡图经》和《巴郡图经》，历代史志概未著
录，早佚。前者见《文选·芜城赋注》，后者晋常璩《华阳国志》卷一有征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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