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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方志属史论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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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圆” 。这话的意思是，“记注”乃是记录史事的，因此需要“赅备无
遗”，并要按照一定体例来写；“撰述”则是通过史事引出经验教训，以

为龟鉴，因此，对资料需要有所“抉择去取”，要有作者观点，无须拘泥
于一定体例。总之，撰述是以观点与材料融会贯通表达作者“一家之言”

见长，而记注即资料书则是以“整齐故事”提供可靠史料取胜。有鉴于
此，章氏独具匠心，在方志内容上将著述与比类两大门类有机地统一于一

部志书之中，使志书更好地发挥其“一方全史”的作用。章氏主张，“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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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经纪一方之文献，必立三家之学，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。” 所谓
“三家之学”就是“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，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，
仿《文选》《文苑》之体而作文征，三书相辅而行，阙一不可，合而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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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尤不可也” 。章氏认为，“三书”之中，必须有明确区分，“志”
是由纪、表、考、传诸体构成，其作用即“欲其经久，而可记也”，“可

诵可识，乃能传世而行远”，其“义本百国春秋”；“掌故”是为了保
存典故和史料的（即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汇编档案资料），其

“义本三百官礼”；“文征”是为了辑录有价值的诗文，可与志的内容互
参互证，其“义本十五国风”。在此基础上，章氏强调了“三书”之间的

关系，“志”在一部志书中为主体，为成一家之言的著述，强调史家法
度“词尚体要”，是撰著。而“掌故”“文征”为两翼，依类编选，与

“志”相辅而行，是记注。经过如此处理，就解决了以往志书中著述与资
料汇编不分或难以区分之弊端，他将这种区别和关系譬为“盖著述譬之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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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兵，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” 。章氏将著述与比类有机地统一于一部
志书之中，使志书总体设计更加规范化、条理化，内容更加充实，布局更

[1]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书教下》。
[2] 章学诚《方志立三书议》。
[3] 章学诚《方志立三书议》。
[4] 《报黄大俞先生》，见《章氏遗书》卷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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