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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研究概览

与著述性的矛盾，直到编纂《湖北通志》期间，形成方志立三书的完善义
例时，才自认为完满地解决了，并写出《方志立三书议》的总结文章。正

如梁启超所言：“向来作志者，皆将‘著述’与‘著述资料’混为一谈。
欲求简洁断制不失著述之体耶？则全书繁而不杀，必荒秽而见厌，故康之

《武功》、韩之《朝邑》，与汗牛充栋之俗志交讥盖此之由。实斋‘三
书’之法，其通志一部分纯为‘词尚体要’‘成一家言’之著述，掌故、

文征两部分，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，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著述所需之
资料，故‘纯著述体’之通志，可以肃括闳深，文极简而不虞遗阙。” [1]

随着资料性与著述性矛盾问题的一步一步解决，章学诚对方志性质的认识
才由主张“志乃史体”“志乃史裁”，到认为方志是“一国之史”，最后

于编纂《湖北通志》期间，升华其“立三书”说，才有了“方志乃一方之
[2]
全史”的著名论断。 可以说，章学诚“方志乃一方之全史”说，是他在
解决志书资料性与著述性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，是他的方志立三书说
在理论上的总结与升华。既有著述部分的“志”，又有积存资料的“掌

故”“文征”，故可谓“全史”。
我们研究方志性质理论，也不能脱离新方志的编纂实践。新方志的

编纂，也要解决资料性与著述性的矛盾，而且是比章学诚时代要解决更全
面、更复杂的资料性与著述性的矛盾，资料性与著述性的矛盾及其解决贯

穿在新方志编纂的整个过程中。新方志编纂主要有三个阶段：资料工作阶
段、全面编写阶段、总纂合成阶段。在资料工作阶段，主要解决资料性的

问题；在全面编写阶段，主要解决著述性的问题；在总纂合成阶段，主要
解决资料性与著述性的完满结合问题，使志书既保存全面、系统、翔实、

[1] 梁启超：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（三）——史学、方志学、传记及谱牒学》，《中
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《饮冰室合集》第10册，中华书局，1996年，第308—309页。
[2] 关于章学诚方志性质认识的进程，可参看拙作《方志性质说的批判继承》一文，载《方志
研究》1994年第1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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