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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

绳，不可忽也” 【3】861 ，“凡传志之类，是非不谬于圣人，忌讳不干于功
令，斯其道矣。至于叙述有所轻重，辞气有所抑扬，本无一定科律，皆

听作者自为，难以拘定。罗愿所谓儒者之书不同钞取记簿，正谓此等处
也” 【5】303-304 ，故修志风格上倾向撰著体，“撰著一派，则惟实斋为集成

之祖” 【6】120 ，反复论述志书不是“纂辑”，不是“比次之书”，“方志
为外史所领，义备国史取裁，犹《春秋》之必资百国宝书也。而世儒误为

地理图经，或等例于纂辑比类，失其义矣” 【5】243 ，批评纂辑体志书“猥
琐繁碎，不啻市井泉货注簿，米盐凌杂” 【3】826 。平心而论，撰著体与纂

辑体皆为传统方志的撰修方法，就可读性而言，撰著体似胜一筹；但以可
信性而言，自然以纂辑体为优。因为即便标有资料出处的，尚难避免因

见闻所囿、考订欠精而致所据不当，或有态度草率、队伍参差而致引证疏
漏诸问题，但毕竟可以核查。撰著体却因无法复核，令人有杜撰之虞。况

且志书的资料性和著述性始终是一对矛盾，增强了著述性，势必削弱资料
性，需要在修志中掌握好平衡。关键是章学诚在修志风格上又好走极端，

他把撰著体风格发展到极致，据章学诚同榜进士、史学家兼考据学家陈诗
称“其（指章学诚——笔者注）论地志也，尊撰著而薄纂辑诸家，且谓纂

辑者当无语不出于人，撰著者当无语不出于己” 【6】118 ，又诗云“纪略表
传创凡例，要与述旧分鸿沟；一传一篇自下意，序论往往千言遒；散钱无

串穿不得，旧闻习事一笔勾” 【6】119 ，这样做的结果，势必削弱志书的资
料性特长，与方志强调资料性、述而不论的基本属性背道而驰，造成事实

上的以史代志，故其所修志书“以体裁见长，而考据乃其所短” 【6】118 ，
“绝不以征引见长” 【6】123 。如果我们今天编修方志，采用章氏主张的修

志风格，那么志书也就不成其为志书，而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史书了，这是
我们今天批评章学诚方志思想时不能不予以特别指出的。也无怪乎章学诚

当年所修志书，在他所处的考据成风的乾嘉时代不被主流学风所认可，
“当时人务反章氏修志之种种，可见方志学新派撰著家初倡时，大不容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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