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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

2．分区性研究

对地方志进行分区研究，并从理论上分析源流，探讨体例的论文较前

一种研究为胜，如吴贵芳所写《关于纂修上海新志的体例问题》（《上海史
研究通讯》1981年第2辑），回顾了上海地方志的历史情况，提出了编纂新志体
例的十条建议。里僻的《略述方志源流及〈湖北通志〉的沿革》（《湖北方

志通讯》1981年第1期）考述了湖北行政区域的沿革和《湖北通志》的源流，
并对明清两代的六部有史可查的湖北通志进行了述评。这是20世纪八九十

年代方志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用力较勤、成果较多的一个方面。《中国地方
志综览》为此特辑专目（333一345页）可备检用。

3．专题研究
20世纪60年代以来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如骆兆平的《读

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》（《文献》1980年第3辑）一文，对至今仅存的古代藏书楼
天一阁所藏明代地方志的典藏与聚散状况加以研究概述，使人们对这一有特

色的专藏珍籍有所了解。仓修良的《章学诚和方志学》（《江海学刊》1962年第5
期）和黄道立的《巨细毕收，博而能断》（《湖北方志通讯》1981年第5期）等论文

对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学术性探讨，有益于新编方志的借鉴，
但也带来了一些唯章是奉的不良后果，影响了新方志学建立的进程。

专题研究中被视为热点的是旧志的继承批判问题。有些文章作了专门
论述。我认为应当批判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：一为竭力宣扬封建统治者功

业的夸大性内容，如立于卷首或独立成章的皇帝的无关理要、专事粉饰之
诏谕、诗文与言论；二为宣传封建伦常的内容，如诬民变为盗匪活动，过

分颂扬义士、烈女等事迹；三为不恰当的溢美之词。应当继承的则有两个
方面：一是继承旧志中合理的编纂体例；二是继承文献资料，以备征考和

补缺纠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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