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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研究概览

学的研究与评价以及新方志的编纂方法等。比较集中讨论而至今犹在进行
的则是史志关系问题。

史志关系问题一直是方志学者所关注的热点。80年代初，徐一夔所写
《史中有志，志中有史》（《山西地方志通讯》1980年第5期）和《史以述往，志

以示来》（《山西地方志通讯》1981年第2期）二文对地方史志的体裁同异发表了
个人见解。他主张：“在形式上史志可以分家，从编纂体制上史志必须统

一，既有专史，又有专志，才可使地方志成为一种完整的系统结构。”朱

文尧则主张“志有志体，史有史体”，“史重在鉴，志重在用”（《山西地
方志通讯》1981年第2期），二者不能混淆。朱士嘉则对史志区别提出了三点
看法：（l）史纵志横，志先于史；（2）国史一般无图，方志一般有图；

（3）方志一般有褒无贬，国史则有褒有贬（《湖北方志通讯》1981年第4期），
这一区分并不完全准确。其余尚有许多论文涉及此问题，但始终未能获

得比较一致的共识。直至最近，林衍经发表的《史志关系论》（《中国地方
志》1994年第3期），对这一理论性讨论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，并采取比较研

究的方法作出了他自己如下的结论：“从古今史志的比较，可以看出史与
志有同也有异，有联系也有区别；其同和异、联系和区别，在不同历史时

期和不同种类的志书中，各有程度差别。……但是，即使是有明显的历史
学科属性的志书，也不应当、不可以与地方史画（划）上等号，因为志书

的内容和形式毕竟与地方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异之处，犹如梨子和苹果
都属水果，总是二种不同的果品；即使是形貌气质极相似的孪生兄弟或姐

妹，总还是彼此二人，不可等同的。”
随着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持续进行和新方志编写实践经验的日益丰富，

如何建立新方志学理论体系和确立其学科地位的问题，便成为方志学界研
究和讨论的中心课题。这也是方志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有实践经验的修志

工作者所应承担的共同的社会与历史的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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