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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研究概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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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时，如纂修志乘，亦其中一事也” ，认为那种“令长徒务空名、作者
又鲜学识，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，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”而草率纂修的
[2]
方志，“虽不为亦可也” 。他希望甄松年在修志中有所“创特”，成为
[3]
“又岂一邑之书，而实天下之书” ，这实际上是章学诚自己对修志事业
所抱的撰著态度。
根据“志为史体”的基本观点，章学诚提出一系列关于修志的具体建
议。这时他尚无自己的史学理论，只是试图按旧有的纪传体史书的模式设
想方志的体裁，提出了“外纪”“年谱”“考”“传”四体。
不言而喻，在章学诚所阅读和研究过的大量方志中，不全是芜滥冗
杂的劣作，而必有一些义例较精者，能对他有所启发，其中乾隆《江南通
志》值得特别提出分析。《江南通志》编成于乾隆初年，曾被颁为修志定
[4]
式 ，有较大影响，章氏不可能不读之。《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》提到
并引证了这部方志，就是明显的证据。
《江南通志》是一部自觉仿照史体的大型志书，虽然体例上尚有很大
局限性，但是卷首的凡例以及许多官宦所写的序言，则对章学诚早期方志
学见解的形成有不容忽视的影响，这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。
第一，关于方志的性质和作用。从《江南通志》的许多序言承袭宋、
[5]
明以来将方志比拟为史的观点，反复强调“志与史相表里” ，“直省之
[6]
有通志，与古列国之有史同，而舆地广大则倍之” ；要求编修方志“务
[7]
以史才抒史笔” ；认为“盖志书之作，所以彰往察来，镜制度之得失、
人才之盛衰、风俗之污隆、运会之升降，固非徒侈称疆域之广、户口之
[1] 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五《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》。
[2] 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五《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》。
[3] 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五《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》。
[4] 据清道光《观城县志凡例》记载。
[5] 乾隆《江南通志凡例》。
[6] 乾隆元年刘柏撰《江南通志序》。
[7] 乾隆元年姚孔鈵撰《江南通志序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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