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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的方志学

（《亳州志掌故例议下》）。这种方法，他认为还应当推广到写史当中，以收掌
故与史相辅之功。

“文征”则类似文鉴、文类。其“大旨在于证史”，它是挑选那些
足以反映本地生活民情，“合于证史”的诗文，以及那些即使“不尽合于

证史”，而实属“名笔佳章，人所同好”的文章，汇编成书。（详见《章氏
遗书》卷十四，《方志立三书议》）这一主张，他早年在《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

书》里已经提出，即所谓“略仿《国风》遗意，取其有关民风流俗，参伍
质证，可资考校，分列诗文记序诸体，勒为一邑之书，与志相辅”。后来

他在《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》（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）中，还主张
在编年史中普遍采用这种做法。综上所述，可见“掌故”“文征”之设

立，目的在于“证史”，保存一套可靠而丰富的资料，为后人著述博览约
取创造条件。就其性质而言，是资料汇编，与具有著述之体、“词尚体

要”的“志”书自有区别。
三书性质与任务之不同显而易见，然而有人却把章氏的方志三书解释

为：“‘志’指地方行政制度；‘掌故’指地方行政文件；‘文征’指本

地人和外地人描述该地生活的诗文。”（王重民：《中国的地方志》，载《光明日
报》1962年3月14日）这样解释势必把“志”同“掌故”“文征”的性质等同
起来，而违背了章学诚的原意。何况“‘志’指地方行政制度”一语本

身就不确切，哪有方志是单单记载地方行政制度的呢？我们知道，方志分
立三书，“志”与“掌故”“文征”有别，乃是他论史时认为撰述（或著

述）与比类（或记注）之不同在方志上的体现。两者的性质与任务有殊，
就决定了对其要求有所不同，“撰述欲其圆而神，记注欲其方以智也。夫

‘智以藏往，神以知来’，记注欲往事之不忘，撰述欲来者之兴起，故记
注藏往似智，而撰述知来拟神也。藏往欲其赅备无遗，故体有一定而其德

为方；知来欲其决择去取，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”（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，
《书教下》）。撰述较之记注显然是难而可贵。但两者所肩任务不同，又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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