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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的方志学

志是记载某一地区的有关历史、地理、社会经济等内容的著作。这种亦地
亦史的著作特点，实际上在西汉以来出现的“地记”中已经有所体现。这

种地记，一般既载人物，又言风土，如晋习凿齿所撰《襄阳耆旧记》，马
端临（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）谓其“前载襄阳人物，中载其山川、城邑，复

载其牧守”。又如挚虞的《畿服经》、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等书，其内容
亦多类此。无疑，这类著作，已经具备了地方志的规模。因此，我们认为

地方志的萌芽，始于西汉末年，而魏晋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它的出
现，正反映了当时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豪族势力的成长。宋元以来，

方志纂修日渐增多，明清时期，蔚然成风。尤其清代，为了纂修《一统
志》，曾多次下诏各地修辑志书，后来并规定每六十年一修，著为功令，

故清代修志之风特盛。不过清代以前的学者，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类，在
史学上地位并不重要，也不为史家所重视。直到清代，章学诚提出方志是

地方史的重要创见，辨明了方志在史学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。
章学诚第一次提出“志属史体”“志属信史”的意见，认为方志乃

“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”，“志乘为一县之书，即古者一国之史也”。
（《章氏遗书》外编卷十二，《永清县志七》《前志列传》第十）因此，它既不属于地

理书类，又有别于唐宋以来的图经，而是“国史羽翼”，故其价值亦应
与“国史”相同。他在《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》里说：“夫家有

谱，州县有志，国有史，其义一也。”（《章氏遗书》卷十四）所不同者，不
过一记全国之事，一叙地方之言，只有内容广狭之殊，绝无内容本质之

异。既然如此，则内容就不应当限于地理沿革的考证，为此他同戴震曾进
行过论战。而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》（《章氏遗书》卷十四）一文，则叙述了

他们一次争论的情况。戴氏仍将方志看作地理书类，因此主张：“志以考
地理，但悉心于地理沿革，则志事已竟。侈言文献，岂所谓急务哉？”对

此论调，章学诚予以有力的反驳，指出：“方志如古国史，本非地理专
门。如云‘但重沿革，而文献非其所急’，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，何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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