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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研究概览

（《方志立三书议》）这种主张，可谓前无古人。它正是针对当时修志中所存
在的问题而提出的。在《报黄大俞先生》（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）里，章学诚批

评了当时许多方志只是纂类家言，是记注，而不是著述。而更有甚者，则
“猥琐庸陋，求于史家义例，似志非志，似掌故而又非掌故，盖无以讥为

也”（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五，《亳州志掌故例议下》）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，他
以为“自唐宋以后，正史之外，皆有典故会要，以为之辅，故典籍至后世

而益详也”。可是，“方志诸家，则犹合史氏文裁，与官司案牍，混而为
一，文士欲掇菁华，嫌其芜累；有司欲求故事，又恐不详。陆机所谓‘离

之则双美，合之则两伤’也”。若要防止此种现象发展下去，就必须采用
“离之则双美”的办法，于志文之外，别立掌故、文征，这样，“则义例

清而体要得矣”。（以上皆见《章氏遗书》卷二十七，《湖北通志检存稿》四，《湖北掌
故叙例》）。所以，方志分立三书，正解决了“不失著述之体”与保存重要

资料之间的矛盾。
三书当中，“志”是主体，“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”，“是《春

秋》之流别”，因此，它是“词尚体要”，成一家之言的著作。章学诚
说：“夫志者，志也，其事其文之外，盖有义焉。所谓操约之道者此

也。”（《亳州志掌故例议下》）又说：志者，“有典有法，可诵可识，乃
能传世而行远。故曰：志者，志也，欲其经久而可记也”（《方志立三书

议》）。由此可见，“志”乃是具有经世目的、有裨社会风教的史著，它
与撰史一样，不仅在体例上有所讲求，还必须注意内容、文字上的“属辞

比事”。唯其如此，他认为志书的编修工作，则非具有史才、深通史法的
人是无法胜任的。

“掌故”如同会要、会典。目的在于既使志书做到简洁明要，又使
重要材料得以保存，故在志书之外，将当地机关的章程条例和重要文件，

按类编选，勒成专书，与“志”相辅而行。章学诚认定，“不整齐掌故，
别为专书，则志亦不能自见其意”，只有“修其掌故，则志义转可明矣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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