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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的方志学
志都从古修起，“如前志无憾，则但当续其所有；前志有阙，但当补其所
无”。况且为了切合实用，也必须修当代之书，记当代之事。所以，“方
志之修，远者不过百年，近者不过三数十年”。他还举例说明“史部之
书，详近略远，诸家类然，不独在方志也”（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》）。这种
修志求其实用，详近略远的主张，正是他“经世致用”的史学思想在修志
问题上的具体表现。这种思想在乾嘉时代来说，还是难能可贵的。
二、方志分立三书
章学诚在方志学上另一杰出贡献，是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，
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。《方志立三书议》，可以说是章学诚所创立
的方志学之精义所在，它的提出，标志着他方志理论的成熟、修志体例的
完备和方志学的建立。我们知道，他的修志理论是在长期辩论和具体实践
中得以不断充实、逐渐完备起来的。他早年《答甄秀才论修志》二书和
《修志十议》（见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五）一文，对编修方志已提出了不少卓越
见解，为后来之主张开了先河。如“志乃史体”“立志科”和另立“文选
与志书相辅而行”等重要创见，是时均已提出。此后，在方志的性质、内
容、体例等方面，与戴震、洪亮吉等人曾专门进行过论战。尤其是屡次主
修志书的实践经验，更不断丰富了他的修志理论。所以，他的修志理论是
不断在发展的，而反映在他所修的方志上，则一部比一部来得完善。晚年
所修之《湖北通志》，可视为已达成熟阶段的代表作，它是在《方志立三
书议》提出后撰成的。
章学诚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，总结出欲撰好方志，必须分立三书。
他说：“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，必立三家之学，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
也。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，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，仿《文选》《文
苑》之体而作文征。三书相辅而行，缺一不可；合而为一，尤不可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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