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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研究概览

集众启馆，敛费以数千金，卑辞厚币，邀君远赴，旷日持久，成书且累函
哉？”章学诚从“经世致用”观点出发，认为一方之志，要“切于一方之

实用”，不能专务载籍考索，因此其材料必须取自当时的一方文献。所以
他说：“考古固宜详慎，不得已而势不两全，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。”

（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》）
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，当然它的作用也就无异于“国史”。因此，它

的任务首先就要具有“经世”之史的作用。他说：“史志之书，有裨风教
者，原因传述忠孝节义，凛凛烈烈，有声有色，使百世而下，怯者勇生，

贪者廉立。《史记》好侠，多写刺客畸流，犹足令人轻生增气。况天地间
大节大义，纲常赖以扶持，世教赖以撑柱者乎！”（《章氏遗书》卷十五，《答

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》）当然，章氏所谓教育，就是利用方志来对广大人民灌
输封建的忠孝节义思想，目的在于扶持封建纲常，撑柱封建世教，从而巩

固封建统治。其次，方志还负有为朝廷修国史提供资料的任务，“国史于
是取裁方志，如《春秋》之藉资于百国宝书也”（《章氏遗书》卷十四，《方志

立三书议》）；“惟分者极其详，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”（《章氏遗书》卷
十四，《州县请立志科议》）。

然而以前的方志并没有起到上述的作用，章学诚认为原因很多，但
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：其一，修志诸家不明方志的性质，误仿唐宋州郡图

经，把方志当作地理之书。其二，方志变成了文人游戏、应酬文字或私家
墓志寿文的汇集（详见《方志立三书议》《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》）。其三，修志

者并无真才实学，而且多旨在名利，舞弊曲笔成为风气，于是记载“全无
实征”（《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》）。这样，方志当然起不到“善恶惩创”的

作用，也无从为修国史提供材料。
关于修志的断限问题，当时有人提出“方志统合古今，乃为完书”。

章学诚不同意这种看法。他说：“史部之书，详近略远，诸家类然，不独
在方志也。”认为“修志者，非示观美，将求其实用”，因而不必每部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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