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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 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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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线。又如：“史体纵看，志体横看” ，这种对两种体裁所作的概括性
定位，显然直接影响了后世直至当代志书“横排门类，纵述史实”编纂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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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的制定与遵循。再如“史文有讹谬，而志家订正之” 。正因为两者具
有“志为史基、史从志出”这种辩证关系，因而他又强调方志编纂应“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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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所略，异人之所同，重人之所轻，而忽人之所谨” 。进而达到“补
史之缺，参史之错，详史之略，续史之无”之目的。

可见，章学诚不仅认为史志不可简单混为一谈，而且对两者关系作了
一系列规范清晰的阐述，从而初步确立了方志学在史学总体框架体系中的

地位，同时也为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辟出了空间。

四、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

处于清乾嘉盛世的章学诚，学术境遇与其身世一样十分坎坷，其理论
创见在当时非但未被重视，反而备受质疑，屡遭诘难。如侯外庐就认为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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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的“学问不合时好，以致他的言行，在死后一直被埋没多年” 。
钱穆也认为：“实斋在当时亦有志矫风气，只因当时学风皆趋向经学，

过分注重古经典之训诂与考订。彼力主研治史学，注重近代，提出‘经世
致用’之新观点，用于补偏救弊……未能开风气，对当时学风未能有一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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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振起，因而不能在学术界开一新局面。” 其实就连章学诚本人也曾有
“论锋所指，有时而激，激则恐失是非之平”之自省。但也正因章学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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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贫贱之故，周流南北，于民生吏治，闻见颇真” 的坎坷经历，同时

[1] 《文史通义校注·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》，第828页。
[2] 《文史通义校注·永清县志列传序例》，第761页。
[3] 《文史通义校注·答客问上》，第470页。
[4] 侯外庐：《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》，第485页。
[5] 钱穆：《学术与风气》，《中国学术通义》，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25册，第300页。
[6] 章学诚：《章氏遗书》卷二十九，《上韩城相公书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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