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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研究概览
析：“春秋时，各国皆有史……由今日观之，可谓为方志之滥觞。”他为
此还有“比附今著，则一府州县志而已”“最古之史，实为方志”等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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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。 可见梁启超其实也是依据古代中国行政区划实际情况所作的判断。
即就今日中国行政区划格局而言，不少当初之“国”早已为现今的省级以
至市县级行政区划所替代，在此意义上看，古国之史当然是“地方”之
“志”，所谓时过境迁、与时俱进也。正如章学诚所言：“部府县志，一
国之史也”，“今天下大计，既始于州县，则史事责成，亦当始于州县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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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” 。
其次，更重要的在于，章学诚又进一步强调：“今之方志，不得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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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古国史也。” 例如，他认为“志”与“史”当需“严名分”，即方志
既需与史有所关联，又应“避僭史之嫌”；而且“修史，必将于方志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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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” 。还有，他之所以强调“今之方志，不得拟于古国史也”，问题的
关键不在于“史”，一定意义上恰恰在于“志”。他曾尖锐指出：“今言
国史取裁于方志何也？”乃“今之所谓方志，非方志也”，“方志既不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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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史所凭，则虚设而不得其用，所谓觚不觚也，方志乎哉”！ 从而对方
志的独特价值意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
第三，为编好规范的“志”，章学诚还提出了一系列辩证理念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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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编纂方法，例如：“志之为体，当详于史” ，他认为：“志（虽）
为史裁，（但）全书自有体例。志中文字，俱关史法，则全书中之命辞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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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，亦必有规矩准绳，不可忽也。” 从而在史志之间划定了较为清晰的
[1] 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·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（三）》，第206页。
[2] 《文史通义校注·州县请立志科议》，第588页、第589页。
[3] 《文史通义校注·方志立三书议》，第571页。
[4] 分见《文史通义校注》：《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》，第825页；《州县请立志科议》，第
588页。
[5] 《文史通义校注·方志立三书议》，第573页、第574页。
[6] 《文史通义校注·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》，第821页。
[7] 《文史通义校注·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》，第86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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