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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学诚研究概览

诸侯国的史书，如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、鲁之《春秋》等，应是最
早的方志。既然如此，则内容的记载、体裁的形式，都必须绳之以史法，

而不能仅限于地理沿革的考证。
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，就要起到垂鉴、惩劝和教育的作用，并负有为

朝廷修国史提供资料的任务。然而，以前修志诸家未辨清方志的性质，把
方志当作地理之书，变成文人游戏、应酬文字或私家墓志寿文的汇集。这

样一来，方志当然起不到“善恶惩创”的作用，也无从为编修国史提供资
料。章学诚在当时强调“志属信史”，目的在于提高方志的地位，在当时

对方志性质和体例认识混乱、众说纷纭的时候，自然具有积极作用。但时
至今日，当方志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时候，有些理论显然就不合时宜

了，特别是地方志就是地方史的说法，在今天看来就不确切。
方志编纂理论。章学诚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，提出了“方志分

立三书”的主张，这是他在方志理论上的一个杰出贡献。三书当中，志是
主体，“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”，“是《春秋》之流别”。因此，它是

“词尚体要”、成一家之言的史著，不仅在体例上有所讲求，还必须注意
语言文字上的“属辞比事”。“掌故”如同会要、会典，目的在于既使志

书做到简洁明要，又使重要材料得以保存，故在志书之外，将当地政府机
关的章程条例和重要文件按类编选，勒成专书，与“志”相辅而行。“文

征”则类似文鉴、文类，其“大旨在于证史”，它是挑选那些足以反映本
地生活民情、“合于证史”的诗文，以及那些即使“不合于证史”，而实

属“名笔佳章”“人所同好”的诗文，汇编成书。
方志分立三书，是为了解决“不失著述之体”与保存重要资料之间

的矛盾。“志”是主体，是“词尚体要”的著作，“掌故”“文征”是
两翼，是保存原始材料的资料汇编。“掌故”“文征”之设立，目的在于

保存一套可靠而丰富的资料，为后人著述博览约取创造条件，就其性质而
言，是资料汇编。三者相辅而行，构成一部完整的新型方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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