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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对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的扬弃
编的《武功志》过于简略，也与实际情形不符；繁型志书与简型志书各有
优缺点，不宜偏废。但无论如何，他对这些所谓的名志的批评，还是对后
人起了警示作用，并使他们在自己的修志实践中，以此为戒，注意防止疏
漏。如光绪时期，朱言诗在光绪《续修梁山县志》就说：“呜呼！以康武
功之文简事核，训辞尔雅，而洪稚存、章实斋辈尚与《朝邑志》同讥。则
[1]
史志难，方志亦谈何容易乎哉！” 有些更是以此为衡量标准，鉴别自己
所纂志书之优劣，如民国12年，董杏林在民国《徽县新志》称：“使其纲
举而目张，条分而理析，虽不敢希与《朝邑》《武功》等志并传不朽，庶
几与章氏《文史通义》所讥诸弊，得少减一二。俾后之览者可以兴焉，斯
[2]
已幸矣。” 章学诚对前人名志的批判精神及其所确立的评判标准，对提
高志书质量，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（本文发表于《沧桑》2003年第4期。邱新立，现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
公室副主任，《中国地方志》主编、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。）
[1] 朱言诗等纂修：光绪《续修梁山县志》，朱言诗序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刻本。
[2] 董杏林修，赵钟灵纂：民国《徽县新志》，董杏林序，民国13年石印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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