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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执政，这位“十全老人”不但“揆文奋武”，且好名喜功，以求后世传
颂。他调集文坛巨匠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还专设机构，花大量人力物力续编
《大清一统志》。上行下效，各地亦竞相掀起修撰方志之新潮。章学诚一生
专事于方志，当属顺时应势，也是“世家传习”和个人学识优长所在了。如
此说来，一代方志学巨擘的诞生，算是天时地利之和与“时势造英雄”吧！
章学诚一生曾多次“秋闱”失利，时值40岁第七次乡试才“范进中
举”，次年又在“春闱”和“廷对”中取进，总算达到了“登进士第”。但
经艰难抉择后，仍毅然舍去唾手可得的知县之位，回归学问修志初心。虽无
法参与国家层面如《四库全书》等修撰活动，但在修志风气炽热的乾隆盛
世，省、府、县地方志这个大舞台还是可以任其施展才华的。他参与撰写了
《国子监志》，主修了《和州志》《永清县志》《湖北通志》《常德府志》
《荆州志》《亳州志》《麻城县志》等诸多方志。
正是在多年修志实践中，他对自己的修志心得作了探索思考、归纳总
结。早在协修《天门县志》时，他便提出了《修志十议》，对方志体例安排
有了独特思考。29岁那年，他对各家的体例“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，约为科
律，作书数篇，讨论笔削大旨”，其著史学理论之志已然于心中萌生。后又
积多年修志实践之经验，加上善于思索创新，便有了《校雠通义》《文史通
义》两部大著问世。这是他对后世影响、贡献最大的学术成果，也是他实现
由修志史家向史学理论家（主要是方志学）转身的重要标志。
《校雠通义》乃目录学著作。他对书目索引编制及提要撰写、著作目录
目次及体例安排等方面，都作了系统而有创新的思考和探究，并在前人基础
上，独创性地提出了目录学“溯流探源”或“按源索流”的主张，在方法上
则更注重“互著”“别裁”，其学术贡献是不言而喻的。
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，可以说是奠定他在史学界地位的扛鼎之作，并
使其获得了中国方志学创始人之殊荣。他的方志“立三书”之论——“仿纪
传正史之体而作志，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，仿《文选》《文苑》之体而
